他出生在秘鲁南部的亚雷基帕市，从小就不安于现状，与一伙孩子玩耍时，他总要想方设法当孩子王。他是个从小喜欢政治与权力的人，曾经为了与另外一群孩子争夺地盘，他领着一支队伍与对方发生了血拼，结果差点被关进少年监狱。
这样一个喜欢暴力的孩子，竟然也与文学有缘。他小时候无意中写下了一篇关于爱情的文章，在校园里被大家疯传，老师拜读后，认为他偏于成熟，但的确是个写文章的好料子。如果少一些血腥，说不定，他有可能成为一代文豪。
1953年，他考上了秘鲁大学主修文学与法律，在这期间，他阅读了许多外国名著。他开始尝试着写出一篇同样伟大的作品，却由于涉及政治与法律而被当局认为不可理喻，甚至差一点失去写作的权利。
迫于政治压力，他开始长期留学欧洲。他的确不是一个乖巧的孩子，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他跳遍了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哈佛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但他简直是个怪才，在每个大学，他都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且得到老师与同学们的高度赏识。
在留学期间，他的文学创作并未停止，他所涉及的题材偏向于反抗独裁，就像他的性格一样放荡不羁，渴望自由、介入政治成了他文学创作的独特魅力。他的这些作品传回国内时，竟然得到了一些“极右”势力的支持，这正符合他那颗狂放而颤抖的心。
1987年，他回到秘鲁，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党“自由运动组织”并参加总统选举。他将自己的作品极力宣传给选民，提出了主张全面开放市场经济的主张。但他败给了对手藤森，人生跌入了低谷。在其后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很少见到他，有人曾经在河边看到低头沉思的他，他很想将自己的身躯置入冰凉的河水中，他也曾在树林里寻找一棵歪脖子树，想用一根绳索将自己完完整整地送往天堂，但歪脖子树被他庞大的身躯压折了，命运连死亡的权利也不给他。
他在另外一棵歪脖子树下停了下来，他被这棵树优美的身姿迷住了，他想到了诗，想到了美，想到了自己曾经一度放弃的文学，他在后来的《水中鱼》里这样写道：现在看来，没能获胜却意味着一种精神解脱，我要设法通过写作参与政治，我可以成为语言文字里的总统。
这个叫略萨的坏家伙，开始发狠心鞭策自己，在失意于政治的短短几年时间内，他先后写出了《城市与狗》、《绿房子》、《谁是杀人犯》等经典政治小说。
2010年10月，命运终于垂青了他，一朵叫诺贝尔文学奖的花砸落在他的头上。瑞典皇家学院对他的评价是：对权力机构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对个人的失败、抵抗和反抗给予了犀利的叙述。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如是说——
这个会编造人物和故事的早熟才能，即作家抱负的起点，它的起源是什么呢？我想答案是：反抗精神。我坚信：凡是刻苦创作与现实生活不同生活的人们，就用这种间接的方式表示对这一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
他（小说家）好像对生活进行了再创造，而实际上，他是在修正生活。小说背叛生活的方式有时是细微而明显的，有时是粗暴的；用按比例压缩的、可供读者理解的语言、情节把生活封闭起来。于是，读者就可以这样判断它，理解它，特别是用一种真实生活不赞同的逍遥法外的态度来享受它。
小说是渴望、怪念头和梦幻构成的。虚构的现实是美妙的武器，我们可以拿它对付逆境、挫折和失望。必须承认梦想是现实的组成部分，虚构也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学会成为现实主义者。
小说是盛开在信仰废墟上的花朵，是我们无所依傍的时候努力抓住的东西，它造出的幻境让我们更自由、更幸福。乌托邦并不存在，可是我们不能不梦想完美的社会和绝对幸福的世界。这个梦想活在人类心中，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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