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异端的权利
2018年导游资格考试宗教知识：新疆宗教演变史的几个特点异端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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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导游资格考试宗教知识：新疆宗教演变史的几个特点
1.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种宗教流布的地区，多宗教并存是从古到今新疆宗教分布的基本格局。
在新疆历史上，除了远古时期的原始宗教外，纪元以来的2000多年历史中即有多种宗教流布，除了佛教和伊斯兰教这两种在新疆传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宗教外，祆教、摩尼教和景教都曾长期驻足于新疆，且为新疆历史上大多数民族所信奉。总的说来，10世纪以前，以佛教的影响为盛。14世纪以后，伊斯兰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逐渐成为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普遍信仰的宗教。但新疆的蒙古族这时候信仰了藏传佛教，其他有的宗教(如景教、道教等)也并未完全消失。近代以后，又传入了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疆亦是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等6大宗教并存，新疆多种宗教并存的基本格局始终没有改变。
2.新疆流传的宗教，除原始宗教外，其余均为“外来宗教”，主要经由中西南亚传入，这些外来宗教传入新疆后，都有一个与本地区、本民族传统文化和习俗相融合、相适应的过程。
这些 “外来宗教”可分为几种类型：一是印度文化型，如佛教;二是波斯-阿拉伯文化型，如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三是罗马文化型，如基督教，包括基督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异端”派别聂斯托里派，即景教;四是中原文化型，如道教。这些不同文化类型的宗教，不仅其教义、礼仪等各不相同，而且产生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文化环境等也迥然相异，最初都带有较浓厚的地方性色彩。在向境外传播中，都不可避免地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社会制度、文化习俗等相互吸收，从而带上这些地区和民族的文化印记。佛教传入中国后，流传于汉族地区的为“汉传佛教”;流传于藏族、蒙古族等地区的为“藏传佛教”;流传于云南傣族等地区的为“南传佛教”。这种现象就是外来宗教地区化、民族化的结果。佛教在古代新疆的传播形成了我国富有特色的“西域佛教”，是佛教与西域各民族社会文化相互吸收、融合的结果。这种地方特色，不仅反映在佛教经典的翻译和佛教礼仪的改造上，更突出地反映在代表佛教的文化艺术如雕塑、绘画、艺术造型以及音乐、舞蹈等方面。西域佛教也因各地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形成了各自的传统，如代表丝绸之路南道的于阗佛教文化、代表北道的龟兹佛教文化、代表吐鲁番盆地的高昌佛教和高昌回鹘佛教文化等，都呈现出不同的风格而大放异彩。伊斯兰教在新疆少数民族中的传播也具有不同的特点，特别是苏非派的广泛传播，把南疆地区固有的某些传统如祖先崇拜、陵墓崇拜、“万物有灵”的信仰观念以及祆教的拜火习俗、萨满教的习俗等与伊斯兰教的教义相糅合，形成了维吾尔族伊斯兰信仰的特色。这种特色在南疆地区至今仍然盛行的麻扎朝拜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相比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的伊斯兰信仰又有不同，后者在接受伊斯兰教的过程中，部落宗法制度得以保留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支配作用，伊斯兰教法并未得到严格遵行，宗教居于次要地位，部落头人的权力高于宗教人士，宗教人士也没有司法权。草原上的游牧民由于流动不居，一般不修建清真寺，也不十分重视礼拜和斋戒等教仪。萨满巫师在民间仍有一定地位，在伊斯兰教的一些仪式里也有萨满教的遗俗。塔吉克族信奉什叶派，在接受伊斯兰教的过程中，把适合于自己的生活习惯与伊斯兰教结合在一起，如一般不封斋，也不去麦加朝觐，多数穆斯林只做节日礼拜，宗教首领是“依禅”，各户世代信从某一依禅及其继承人。由上所述不难看出，外来宗教在新疆的传播过程中，地区化、民族化都是不可避免的。惟其如此，这些宗教才能根植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土壤中得到广泛传播。
另一方面，多种宗教的并存流传，还造成了不同宗教之间相互渗透的现象。伊斯兰教尽管有着比较严格的一神论教义和教规，但在传播过程中，也或多或少地受到其他宗教的渗透和影响。从南疆地区某些清真寺建筑上的壁画、雕刻就可以看到古代佛教艺术的遗风。如莎车县加满清真寺梁坊上是用莲花、祥云和金色光环色彩图案装饰。有些古代保存下来的伊斯兰教建筑并非都是阿拉伯式的“方基圆顶”，而是保留了当地原有的建筑风格，著名的库车额什丁和卓麻扎的陵墓就是一种平顶式、有廓檐和窗格的古建筑。南疆苏非派中有个特殊的 “乞食者”团体，其成员披头散发，不修边幅，极端厌弃今世，不娶妻生子，不成家立业，四处游荡，以乞食为生。其渊源与从前当地佛教的游方僧有关。而活跃在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民间的“巴合西”、“达汗”等则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萨满巫师;拜火习俗和过“诺鲁孜节”则是祆教的遗留。这些现象都是新疆多种宗教并存、各宗教相互影响的痕迹。
3.新疆宗教在历史发展中起着双重作用。
一方面，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类宗教的消长兴衰与新疆历史演变交织在一起，与先后进入新疆的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活动相联系，成为民族间相互吸收同化乃至融合的文化影响因素的粘合剂。例如，14世纪的蒙古察合台后王秃黑鲁帖木儿汗面临内外交困的局势时就利用了宗教。当时的情况是，既与中亚河中地区已经突厥化、伊斯兰化的蒙古政权关系紧张，又与被统治民族(维吾尔族等)的矛盾也较尖锐，境内割据严重。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秃黑鲁帖木儿汗首先使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又以武力向东扩张，迫使库车、吐鲁番、哈密等地的居民接受了伊斯兰教，把该教传播到新疆大部分地区。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民族融合，蒙古人也融合到维吾尔人中去了。伊斯兰教对这一民族融合过程起了纽带作用。除此而外，新疆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如历史传统、民间文化、哲学思想、绘画、歌舞等)和风俗习惯中源于宗教的内容较多且突出。对有的民族来说，这些宗教因素演化作为其传统的某些内容沉淀到民族心理之中了。另一方面，宗教也成为历史上民族间及民族内部相互斗争，甚至相互仇杀的重要因素。历代统治者更是把宗教作为对各族人民进行剥削、压迫的重要工具，一些野心家、阴谋家也往往利用宗教，打着宗教旗号实现其政治目的，给历史上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4.要从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
从发展的眼光看，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不是一成不变的，新疆宗教的历史说明，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宗教信仰是不断变化的。开始信奉这种宗教，后来又信奉那种宗教，过一个历史时期又信奉另一种宗教或者反过来又信奉原来曾经信奉过的宗教，有的民族的宗教信仰先后多达五六种。以维吾尔族及其先民为例，除信奉伊斯兰教外，新疆历史上流布过的原始宗教(包括萨满教)、祆教、摩尼教、景教和佛教都先后信奉过，且其中大部分宗教在维吾尔族历史中驻足长达数百年至千年以上时间，对维吾尔族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予以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解放以后，伴随着历史的巨变，新疆各民族的宗教生活以及各宗教的社会作用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5.帝国主义往往利用宗教为其侵略目的服务。
基督教、天主教(简称“两教”)在我国的传教自由权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订立的不平等条约的内容之一，足以说明该两教向我国传播是有其政治背景的。该两教均系1840年以后传入新疆，教会均由外国传教士掌管，在新疆搜集各方面的情报，足以说明这些传教士来新疆传教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是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解放前，新疆基督教、天主教组织是直接地或间接地分别受外国差会(传教机构)或罗马教廷的指使进行活动的，成为帝国主义奴役新疆各族人民的工具。外国传教士出于政治目的在中国传教是一回事，许多中国人出于信仰接受了基督教、天主教则是另一回事，两者在性质上有着根本的区别。新中国成立后，“两教”爱国组织割断了同帝国主义的联系，不受外国宗教势力的支配，实行自治、自传、自养，其性质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
6.只有在新中国，新疆各族人民才真正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党的宗教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人民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落实，新疆的宗教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首先，宗教摆脱了境外势力的控制，成为我区广大信教群众和爱国宗教团体自办的事业，爱国宗教组织成为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信教群众的桥梁;其次，废除了宗教剥削压迫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宗教作为剥削阶级和反动统治阶级利用工具的作用，宗教成为广大公民自主选择的个人私事，人们有了信教和不信教的自由;第三，广大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政治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把爱国爱教统一起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并充分发挥宗教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五个文明”做贡献;第四，宗教事务管理基本纳入法治轨道;第五，宗教思想亦发生了诸多变化，宗教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实践证明，党的宗教政策完全符合新疆宗教实际，符合各民族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了各民族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众的衷心拥护，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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