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元帅排名解析
篇一:常委派系
中国十大元帅排名解析 [引用 2007-06-06 10: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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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了军衔制。在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授予朱德等十人元帅军衔；周恩来授予粟裕等十人大将军衔。中国军队著名的十大元帅和十大将由此确立。从那时起，人们对这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就有了说不完的话题。人们谈论最多的一点就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否具备享有这种殊荣的功绩和能力。
从这些风云显赫的人物的履历和当时各自担任的职务，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授衔的决策受到了几个因素的制约：
一、名额有限；二、各人当时的职务。
三、各人资历在党内军内的深浅。 四、各人的军事业绩。
五、领袖人物对各人的评价。 六、军内各个派系的平衡。
这六个因素中，第一点是数量因素，没有变通的余地，从双“十”这个数字就可看出这一点了；第五点的作用最小，毛泽东不会把复杂的人际关系通过军衔完全表现在公众面前；第二、三、四点主要体现在排名坐次上。而作用最大的是第六点。
中国军队的山头派系是历史上形成的，虽比不上老蒋的国军那么根深蒂固和明目张胆，但也总是一块心病。
军内大的派系基本上是红军时期的三个方面军、南方三年游击战加上陕北方面；抗战中的八路军、新四军；解放战争中的五个野战军，这几大派系直接影响到了元帅和大将的
授予与否。至于其他几个小的派系，对最高级的军衔授予不起作用，加上历史、人员种种因素错综复杂，在授上、中、少将时都顾不上平衡了。
在此先将几个小派系略作交代，算是主题之外的一点逸事。
海南岛琼崖纵队。历史最长，几起几落，最高指挥员几易其人。幸存的最高指挥员冯白驹授中将军衔。
东江纵队。抗战时中共在华南的唯一武装，四六年从深圳大鹏湾北撤，改编成为华东野战军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是学生出身，三六年入党，资历太浅，仅获少将军衔。
黔桂川滇边区纵队。解放战争时中共在西南的唯一武装，曾是首先直接支援卢汉发动云南起义的共军部队。这支部队历史最短，默默无闻，没有产生将军，今天很少有人知道在军史上有过这样一支孤军。
东北抗日联军。名声最大，结局却最惨，退到苏联的各支游击队只能编成一个旅。幸存的第二军军长周保中解放战争时任辽东军区副司令，授中将军衔。
新四军第五师。名义是新四军，实际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长期“孤悬敌后”。抗战胜利后曾改编为中原野战军，是几支独立部队中最大的一支。“中原突围”后分别编入西北、晋冀鲁豫、华东各野战军。授衔时原五师的旅级指挥员有两名中将，团级指挥员有几名少将。师长兼政委李先念脱离军界，师级指挥员仅参谋长刘少卿授衔时有军职，而他由于别的因素只获少将军衔。
决定元帅和大将人选时，还有一个很少有人想到的干扰因素，即国军的“投共”将
领。当时陶峙岳、陈明仁、董其武、廖运周等人都有军职，必须授衔。而比他们地位更高的国军将领如何安排？当时曾有动议授傅作义大将军衔，但比傅地位更高的程潜、龙云、卫立
煌等人这时候都在人大国防委员会里。最后实在无法平衡，只好“一刀切”，这几位国军的高级将领均未授衔。常委派系。
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人选的决定过程拖了很久。五三年贺龙率祖国慰问团赴朝，在对志愿军高级将领的一次讲话中评论过军衔制，并以诙谐的口气透露：“军委已内定兄弟我为一名元帅了。”可见那时对人选已酝酿了一段时期了。而直到朝鲜战争结束了两年之后，人选才最后确定。
在几大派系中，原红一方面军和八路军的势力最大，二十个人选中有三分之二属于这一派系或有极深渊源。陕北方面最弱，仅有大将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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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推崇的反腐名臣
篇二:常委派系
王岐山推崇的反腐名臣：陈廷敬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2014-12-19
陈廷敬（1638—1712年），山西阳城人。曾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和工、户、吏、刑四部尚书，以及文渊阁大学士，主持编纂了《康熙字典》。
在离任北京市长时，王岐山向同僚推荐《大清相国》一书，书中大篇幅讲述了陈廷敬巡查地方官场的故事。
陈廷敬与王岐山是山西老乡。王岐山是山西天镇人，隶属大同；陈廷敬是山西阳城人，隶属晋城。在山西地图上，两地一北一南。如今，在山西深陷“塌方式腐败”、不断有官员落马之际，走访陈廷敬的老家让人格外感慨。
《大清相国》一书用“几近完人”形容陈廷敬，该书作者王跃文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说：“‘几近完人’是书中打了折扣的说法，康熙对他的评价是‘可称全人’。”王跃文认为，“全人”既可以理解为人格的完美，也可以理解为陈廷敬不仅擅长学问，能著书立说，还能在反腐治贪领域有所作为。 出身书香门第
阳城县皇城村原名中道庄，1638年，陈廷敬就出生在这里。陈家子弟以读书为业，家族中曾出过不少进士，可谓书香门第。但陈廷敬的高祖父陈修却屡试不第，无奈之下只好做起生意，经营煤矿和冶铁，很快积累起庞大家资，成了当
地首屈一指的望族。尽管已经富甲一方，但陈修对子孙的学业要求更严。到陈廷敬祖父一辈，陈家建起家塾，既教自家子弟，也收附近穷人家的孩子。及至陈廷敬的父辈，其父陈昌期经营着家族的产业，伯父陈昌言则考中进士，出任过知县、御史。
陈廷敬自幼博览群书，7岁那年，已开始读理学家薛瑄的著作。9岁时，陈廷敬的塾师因为陈廷敬“大异人，非我所能教也”而辞职。14岁那年，陈廷敬娶了明代吏部尚书王国光的孙女为妻。同年，他和父亲一起参加院试，陈廷敬名列第一，成为秀才，比父亲的成绩还好，这令父亲既惭愧又欣喜。6年后，陈廷敬在省城太原考中举人。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刚刚中举的陈廷敬就赶上朝廷举行会试。科举史上，参加会试几十年依然落榜的多如牛毛，但陈廷敬第一次会试就中了进士，从此踏入仕途。当时，陈廷敬的名字还是“陈敬”，由于与别人同名，朝廷就给他加上“廷”字，改名陈廷敬。
由于在会试中名次不算太高，陈廷敬被选为庶吉士，留在翰林院继续学习，相当于现在常说的后备干部。顺治去世，康熙即位，陈廷敬担任了康熙的经筵讲官，有机会为康熙讲书。康熙深爱陈廷敬的见识才学，同时对他低调奉公的作风大加赏识。后来，陈廷敬一路高升，曾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和工、户、吏、刑四部尚书，最终担任文渊阁大学士。自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后，帮助皇帝处理政事的大学士成为文官最高职位，相当于宰相。
“陈廷敬生于明末、长于清初，山西当时是受程朱理学影响很大的地区，这必然影响到他。当时，理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理论上趋于完善，很多理学家开始强调躬行理学思想，陈廷敬就是如此。理学强调的个人道德，具体到官场之中就是自身为官要清廉，对待贪官要敢于斗争。”山西省陈廷敬研究会副会长、曾长期在晋城地方志办公室工作的研究员马甫平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 从御史台到巡视制度
纵观陈廷敬的仕途，他主管吏治的时间很长，两次担任吏部尚书，也在主管监察、弹劾及建议的都察院做过两次一把手——左都御史。中国早期的监察机构御史台始于东汉，长官称御史大夫。到了明清，改革为都察院制度。都察院会选出合适的御史，由皇帝钦点并代其监察地方及各部门。一旦有官员贪污违法，御常委派系。
史有权直接向皇帝上奏弹劾。陈廷敬总领全国监察事务，监督各省主政官员是他工作的重点。
《大清相国》中两次写到了陈廷敬前往外省巡视，与当地问题官员斗智斗勇。 第一次是山东巡抚上奏，山东全省丰收，百姓自愿捐粮。康熙很高兴，但陈廷敬觉得这事很蹊跷：“地分南北，各地收成肯定有别，全省百姓自愿捐粮恐怕不可信。”康熙被他说得很不痛快，干脆派他到山东调查实际情况。一入山东境内，陈廷敬就遇到一批官差假冒“百姓”为山东巡抚歌功颂德。陈廷敬故作相信，暗中调查，几次遇险，最终发现山东巡抚瞒报灾荒，甚至扣押不愿配合做假的地方官员。后来山东巡抚不得不向朝廷请罪。
第二次是巡视云南。当时云南巡抚王继文因为有功，即将升任云贵总督。恰好陈廷敬调任户部尚书，察觉到云南的库银有问题，于是再次巡视。原来，平定吴三桂叛乱后，王继文向朝廷瞒报了大批饷银，造成了库银的亏空。为了应付陈廷敬，王继文向富商借银子假冒库银，同时他的手下还有严重贪污问题。陈廷敬明察暗访，使得王继文认罪。
小说里的两个故事，一虚一实。历史上，云南巡抚王继文确实是由陈廷敬扳倒的。1685年，时任左都御史的陈廷敬连续向康熙上了三道奏折。在第三道奏折中，陈廷敬将矛头直指云南巡抚王继文，弹劾他趁平定三藩之际“亏损国课几至百万之多”，并且“侵没饷银已九十万余两”，请康熙下令彻查。巡抚是一省之内的军事、民政最高长官，权限很大。陈廷敬弹劾王继文在当时无疑是一枚“重磅炸弹”，个人要承受很大压力。好在陈廷敬实名举报的证据充分，王继文很快被罢官，一时间官场“风纪整肃，大小吏莫不动神惶恐”。
陈廷敬在名为《请严督抚之责成疏》的奏折中，提出吏治的关键是加强对地方总督、巡抚等高官的监督和问责。“上官廉，则吏自不敢为贪；上官不廉，则吏虽欲为廉而不可得”。当时的都察院，还会在必要的时候专门派出御史进驻其他政府部门，或巡视地方各省，查处贪腐官员。这与现今的中央巡视制度有相似之处。
2002年11月，“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写入党的十六大报告。2003年8月，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正式成立。此后，中央巡视组一般在5年之内，也就是一届政府任期内完成对31个省区市的巡视。
2012年，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后，巡视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巡视组开始试行3 个“不固定”：一是巡视组长不固定，中纪委建立了自己的巡视组长库，组长不再是“铁帽子”，而是一次一授权。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认为，这一变化让想打“人情牌”的被巡视单位“很难提前做准备”。二是巡视的地区和单位不固定，巡视组“下沉一级”，到领导干部曾经担任过“一把手”的地方了解情况，还要协调银行、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抽查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的情况。三是巡视组与巡视对象的关系不固定。知情人士透露，王岐山告诫巡视组要创新巡视方式，既要“明察”，也要“暗访”。巡视制度的改革直接加强了整肃腐败的力度。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中纪委已经完成对31个省区市的常规巡视，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湖北省原副省长陈柏槐等众多省部级干部就是因在巡视中被发现问题而落马的。
2014年1月，王岐山在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提出，“创新组织制度和方式方法，探索专项巡视”。在“专项巡视”提出两个月后，巡视组就对科技部、复旦大学、中粮集团3个单位进行了专项巡视。2014年7月，在针对一汽集团的专项巡视中，查处了一汽集团原副总经理安德武腐败案、一汽大众原副总经理李武腐败案等。2014年11月18日，王岐山在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上指出，专项巡视要害在“专”，可以围绕一件事、一个人、一个下属单位、一个工程项目、一笔专项经费开展巡视。王跃文说，按照《大清相国》的描写，陈廷敬查处山东、云南军政长官，均可视作某种“专项巡视”。目前，中央巡视组正在对文化部、中石化等13个单位展开今年的第三轮巡视，巡视方式全部为专项巡视。
欲打“大老虎”，先除其党羽
陈廷敬还参与过一次打“大老虎”的行动。
康熙一朝虽然名臣众多，但大臣之间派系林立，党争严重。其中，保和殿大学士索额图和武英殿大学士明珠之间的斗争尤为激烈，两人形成了各自的利益网络，相互倾轧，疯狂贪腐。迫于两人的权势，官场上下敢怒不敢言。后来，直隶巡抚于成龙向康熙密奏说，天下的官位都已经被明珠卖完了。康熙问身边的大臣，为什么没有人参劾明珠，得到的答复是：“人谁不怕死？”
当时，陈廷敬尚未晋升文渊阁大学士衔，官位不及二人，一直独善其身，没有加入任何一方。马甫平说：“史料上没有记载陈廷敬是否参与了扳倒明珠的行动，但通过他的言行可以揣摩他在其中的态度。陈廷敬在明珠倒台之前给康熙讲
书时，有一次讲《君子小人章》，提到君子光明磊落，从不伪装，而小人善于掩饰，滴水不漏，一旦得宠，容易成为不倒翁。按当时的形势，他的话有可能暗指明珠。”1688年，在康熙的暗中支持下，有人弹劾明珠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明珠遭到罢黜。
王跃文在《大清相国》中把这一段历史演绎得很细腻。陈廷敬感到了康熙对明珠的不满，在一次讲书时，当着王公大臣的面向康熙讲起《君子小人章》。讲书结束后，康熙单独留下陈廷敬，对他说：“你讲君子和小人，一定有所用心。不妨说说，你心中的小人是谁？”陈廷敬顾左右而言他，但提到明珠时，故意以大臣们私下称呼的“明相国”代指。康熙听完大怒，表示清朝从来没有相国一职。看到时机成熟，陈廷敬提出明珠揽权太重，包括王继文在内众多官员的贪腐都和明珠的包庇有关。他列出了明珠私自修改奏折、卖官鬻爵等多项罪状。在弹劾明珠的奏折中，陈廷敬列出了从明珠手里买官的有哪些人，提出一并罢免这些人，以减轻查办明珠可能遇到的阻力。康熙同意了他的办法，将明珠的心腹、戚友、党羽一并剪除，一代权臣明珠也应声倒下。这正应了王跃文总结的陈廷敬办事能“等”的特点：做好准备，等待时机成熟。
这一故事对当代“打虎”也颇有借鉴意义。2014年7月29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央政治局原常委、中央政法委原书记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决定，由中纪委对其立案审查。周永康原为中央最高决策层的核心成员，在中国政坛有很大的影响力，也有遍布全国的利益网络，再加上多年以来流传“刑不上常委”“退休即安全”的说法，调查周永康案的难度可想而知。据媒体报道，在办理周永康案的过程中，王岐山带领中纪委自下而上、自外而内地进行了“五大战役”：查处李春城、郭永祥等“川军”嫡系；查处以蒋洁敏、王永春为代表的“石油帮”；查处李东生等公安系统官员；查处以冀文林、李华林为代表的“秘书帮”；查处周永康多名涉案亲属。最终，当中纪委收网时，周永康被立案审查，“刑不上常委”的传说也彻底被打破。
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以来，加大反腐力度。2013年，全国有超过18万党员干部被处分。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以来，加大反腐力度。2013年，全国有超过18万党员干部被处分。
自律方能长久
中国政治
篇三:常委派系
中国的左右派之争
这个社会上总存在要么这个或那个的理念，哪怕你认为自己谁都不沾边，其实在外人眼里，你偶尔的言行仍会透露出那么点偏向。你说政治离自己很遥远，其实它就存在于你的身边，你的心里。而正如人是矛盾的一样，政府也都有着矛盾和对立的两面。只是在很多国家里，这种两面性能够相互对立且又依存着，而在我朝（前三十年），MS总要弄得你死我活。几乎从有朝代以来，当权者们就分为了两派，朝廷上下的斗争都是围绕着这种循环往复两面性而来的。明清时期的党争尤为严重，但似乎也映射着古今的格局。当今我朝一样如此，几乎已经被人们所公认，只是当权者不愿意说明的实情，而在两会后，总理答记者问，西南直辖市等一系列事件后，这种派系斗争再一次浮现在了公众的视线中，这就是左右之争。究其原因，可以追溯到??
联合政府的破灭
现代联合政府，就是由两个以上政党所组成的政府。同时由于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获得（也可以是代表大会或是议会）的半数席位，以至于单一政党不能单独组阁，避免了一党专政。所以国会的影响力会超过内阁政府。
1949年以前
中国曾在抗日战争后，尝试建立一个联合政府，以民盟、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合作召开谈判，其中内容包括：
一、国共两大党为主内阁，民盟（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团体）为政协做监督和制约的多党共治、 民主的大联合政府；常委派系。
二、整军协议，把军党分开，军队不属于国民党、共产党和民盟，即“全国所有军队应即脱 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属于国家。”就是“军队国家化”；
三、取消党制，废除党化教育，主张教育自由；
四、省县自治，类似于西方国家内部独立的州。
当然，当时国共两党在很多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于是就打起来了。但由于当时主要以国民党有一党独大的趋势，所以民盟倾向于相对弱小有比较民主的共产党，并与国民党关系恶化。1948年1月，民盟召开第一届三中全会上，公开宣布同中共合作，于是在中国的政治天平上，形成了民盟和共产党的同盟，一起反对国民党，最终将国民党政权请出了中国大陆。作为共同的胜利者，1949年，毛元首以请客的方式携手民盟共同建立联合政府，当然了作为保存下来的“八个民主党”都要宣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副主席都有一半的席位由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作为监督共产党并共同领导管理国家。
1949年以后
1949年建立新政权时，民盟（政协）拥有监督中央政府的权利，同时还接管了《光明日报》，掌控了一定的舆论发表权。基于民盟在建国的功劳，以及建国初百废待兴，又恰逢朝鲜战争和恢复经济建设，直到1956年之前，毛同民盟之间大体上相安无事。
1956年，中共宣布全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毛在同年提出了“双百方针”，鼓励“独立思考”“言论自由”。1957年，又号召党外民主人士“鸣放”，向党和政府提意见。于是各界人士，开始向中央表达各种意见。新闻界也跟进，刊出各种观点和言论。这段时期被称为“大鸣大放”。此举让民众们认为得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十分伟大。
政治改革提议的失败
民盟和党外人士表达了他们对中央的看法和希望改革的意见。其中有人委婉的指出政府已经形成了比国民党还要专政的党天下；有人建议成立“两院制”，有人要求成立“平反委员会”，同时民盟人士提出了“共产党和民主党轮流执政”等民主政治方针。
然而，中央领导并不能接受这些意见，并一反之前言论自由的方针，发动了一场“反右运动”，对中央和共产党提出过批评意见的民盟人士被划为“右派”，并被降职。民主党派被完全排除在政府之外，毛表示：“东西南北中，共产党领导一切。”此后，再也没有民主党派人士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联合政府的幻想彻底破灭，同时，造出了一个“右派”的名词，也相应的引来了“左派”的出现。
1957年，北大校长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论》，建议政府控制生育率，结果遭到打击。 1959年，毛主席声言要纠左，表明发展应站在中间，不能偏向任何一方。然而庐山会议上，纠左又神奇的转变成反右。彭大元帅等被打倒，成了“右倾”，因为他反对毛的大跃进，那么毛，还是中间派吗？
经济路线的失败
1958年初，毛插手经济建设，发动“大跃进”，并将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目标转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到1961年，工农业生产严重失衡，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委婉说法）。 1962年，刘少奇、陈云等共同努力下，力图把中央的工作核心从“阶级斗争”转回“经济建设”上来；但是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刘被迫做了自我批评。1964年，在对全国各地进行了经济建设考察后，刘发现问题已更加严重，同邓小平成立紧急委员会，力图把经济建设
从浮夸转向实际。同毛的“敌我矛盾论”又发生冲突，双方矛盾加剧。然而毛依旧占上风，斗争升级中。1966年，刘邓二人因反对学生游行和贴大字报，遭到毛的反击，鼓动群众反对刘邓，各种反对标语层出不穷，直到1968年刘遭到批斗并被开除出党。
至此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路线被“阶级斗争”路线彻底取代，文革的发动将以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目标破灭，“极左”完全占领了领导层。有人说左派支持计划经济，但是从58年到76年间，国家连基本的计划经济都没能很好地实施，因为不管是“计划”还是“市场”，都没有左派心中的“阶级斗争”重要。
争夺
以“阶级斗争”为口号的群众疯狂的进行着一系列他们所认为正确的事情。是夺权，是武斗，是打砸抢，是上山下乡，是革命理念向周边国家输出，然后是九一三，再就是四人帮。 从大跃进到文革时期，因为极左思想的影响，因着“革命输出”使中国同周边各国的关系非常紧张，致使在1961年，促成了东南亚联盟以抵抗来自共产主义扩张。北朝鲜因整顿内部的延安派（亲中派系）而一度和中国关系紧张而倒向苏联。邓小平重新复出后，又被打压下去，因为搞四个现代化就是回到了经济建设，而搞经济建设是修正主义，更是资本主义，同时翻案就是在否定阶级斗争，在左派眼中阶级斗争高于一切。在毛行将就木时，左右两派爆发了激烈的“四五运动”，至今没人能说清两方各派到底是处于自发的，还是背后有人主导。总之这表明右倾和右派没有消失，左倾和左派也总想消灭对方。直到毛“归西”，局势更加复杂了，也更加简单了。因为虽然接班人华国锋也是左倾，是毛的拥护者，但是和左倾的另一方“四人帮”不睦，于是他联合“形左实右”的团队向自己阵线上的同志开炮，政变后，四人帮倒台，但是左派势力却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帮助华主席的老帅和元勋们曾经战战兢兢地勉强响应着左派，一直等待时机，直到这个时刻。在残留下来的开国元勋的半强迫半劝谏下，邓终于在1977年恢复了原先的职位。而华早已经是孤家寡人。
缓慢的回归和建设
左右斗争夺权。1977年，恢复了高考；1978年初，将在毛时代备受歧视的的知识分子重新定位，即“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为这一政策大大地改变了文革时代的立场，引发了朝内各种非议，但很快被平息了下来；同年，邓再一次重申“四个现代化”，但要实施该政策，必须彻底解决左倾和左派势力的阻挠。在当年的政治博弈中，中央开国巨头们（幸存者）宣布支持邓的主张，否定“两个凡是”，华的势力被架空。然后，中央宣布将自1958年来被批为“右派”的大量人士进行平反（有97%的人被改正）。在一系列
政治胜利下，党内右倾开始取得中央领导权，78年末，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势单力孤的华做了自我批评，退出了最高领导地位。四五运动被平反，文革被否定，左倾被打击，华夏大地从毛时代进入到了邓时代，左倾退出，右倾当家。同时也标志着国家大政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在外交上，停止了左派对他国的“革命输出”运动。为缓和同他国关系，邓在1978年访问了新、马、泰和日本等国，停止对这些国家的革命输出。1979年1月访问美国，2月份就发动了对越战争。同苏、蒙、越关系下降，而同西方国家关系开始升温。同年7月份，中央就开始开放沿海四口为试办经济特区，同市场经济国家进行贸易往来，闭关锁国结束了，对外开放开始了。至此中国进入了一个转折阶段。 我们可以归纳一下1980年之前左右两派的特点。
第一、在革命路线上，左派认为暴力革命还远没有成功，所以应该继续下去；而右派则认为 应该回归和平建国的道路。
第二、左派自认为代表广大的劳苦大众；而右派则同情和支持所有阶级的民众。 第三、左派认为民众的财产应公有化、国有化；而右派则相对主张私有化。
第四、左派认为民众应对政党绝对忠诚，不容异议；右派则认为应包容不同政见。 第五、左派在国际关系上主张倒向苏联阵营；右派则主张向欧美学习经验。
第六、左派重视“斗争”和“革命”；右派则重点抓经济生产。
第七、在人口问题上，左派鼓励人口增加；右派主张应控制生育。（鼓励生育实质上与毛无 关，斗马寅初源于政治因素。莫要相信谣言。）
第八、左派支持“输出革命”，帮助周边国家的兄弟党派推翻其本国政府；而右派反对革命 输出，主张应摈弃意识形态的差异，致力于同其他国家友好往来。
第九、左派藐视法律；而右派则主张建立法制社会。
1981年，再次对左倾分子进行打击，审判了四人帮，否定个人崇拜，打击朝内左派势力，也坚定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1982年，进行了农村改革，生产量开始大幅度上升；实施“计划生育”，开始控制已严重影响经济建设的的人口；建立领导人退休制度；颁布了新宪法，一直沿用至今。改变了左倾执政时对宪法的漠视和废弃。中央决定建立法治社会；进行朝内有限改革，恢复国家主席，设立中央军委，内阁实行总理负责制，取消人民公社，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同时
宣布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1984年，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港口城市；
1985年，开辟沿海经济开发区。裁军百万。
1987年，因朝内冲突，胡耀邦下台，赵紫阳接人，保守派李鹏成为总理。左派保守势力抬头， 掀起反右浪潮，反对改革。邓主控全局，声明“左是主要危险”，继续改革开放。 邓开始着手改组内阁，选择新接班人。直到89年事件，邓宣布辞去军委之职，退出 中央。然而，学生运动和邓的辞职又引发了左派的再一度抬头。
1992年，左派借着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全国开展了浩大的纪念活动。左倾 势力以“要分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口号下，将当时国内出现的种种矛盾归结为改 革，准备对国家经济进行“整顿治理”，企图将国家拉回到文革时代，夺回领导权。 轰轰烈烈的准备召开十四大，宣布改革的终结。为了不使改革开放付诸东流，本已 经辞去所有职务的邓进行了南巡考察，考察途中，他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发表讲话， 再次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批评反对改革开放的人，公开表示“左”的危害比 “右”更可怕。并表示，市场经济并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由市场经济。 于是，国家再一次走在了改革开放的轨道上来。
此后的近二十年间，邓小平理论一直被贯彻了下来。1997年，邓去世，但由于改革开放已经深入国家，所以没有受到影响，反而继续运行着。
政治改革的趋势
早在邓接任领导权时，就有过对政治和经济进行双重改革的意图，即政治上同过去的专政相反，转向民主联合的政治改革；同过去的计划经济相反，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然而由于政改的口号过于敏感，中央内部仍有大量的左倾分子，同时毛时代的影响力依旧很强大。而政府又不能效仿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那样过于快速和极端的前进，以至与造成国民信仰危机，体制不稳。所欲政改的路子只能缓行，先从经济改革着手，逐步解放人民思想，然后再进行政治改革。于是，从1978年至今，在不断地“解放思想”和对外开放和吸收中，中国人对人权，普世价值，意识形态，自由等都有了更广泛和包容的认识。
九十年代，大陆开始扩大引进欧美影视节目；大学课堂上除了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外，还引入了更广泛的西方经济学体系，对西方输出大量留学生。在影视文艺上的抑制逐渐
站在历史视角看习近平反腐
篇四:常委派系
站在历史视角看习近平反腐
作者：木兄弓
习近平的反贪得到很多人的支持，邓小平的改革曾得到很多人响应，毛泽东的文革当年也得到很多人欢呼。这三件事相提并论，很多人不会同意。其实，三者的政治逻辑是完全相通的，其手段、过程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其结果也是一样的。
文革，后来被称为“十年浩劫”。很多文革的受害者，官复原职、官升几级之后，却坚定地支持邓小平不准全面清理、检讨、反省这场浩劫，其原因，不仅是要掩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历史责任，而且是避免泄露文革许多“受害者”原本也是“害人者”的真相。
有文革经历的人，应当能够记得，文革固然极其荒唐、丑陋，但人们当时能疯狂投身其中，有革命理想的浪漫、愚昧，也有对中共官僚阶级腐败、特权生活的真实愤怒。所以被打到的那些官僚，有被冤枉的，也有并不完全冤枉的。文革之后，几乎所有被打到的官员获得平反，却是应当的，因为他们被打到的程序是非法的，而且他们多受到许多非人的折磨。
这些获得平反的官僚重掌权力后，并没有几个人反省自己的历史过失，几乎每个人都将文革受害经历，演化成一种政治道德优势。有的思想僵化者，成了改革的反对者，其私
人生活倒有一些人有廉洁之誉；那些改革的推动者、领导人，其实不忘掠夺改革成果，让自己家人先富起来者，不在少数，他们腐败，享受特权的程度，是文革之前完全不能比的。
中国民众中，可以说多数都是改革的赞同者，毕竟多少都从改革中得到改善生活的机会。直到20多年后，也只有极少数人才意识到，改革可能是另一场浩劫。
如果说，文革，是一场政治浩劫，以打击特权、腐败、私有为名，建立了虚幻、贫穷和没有人性的“人民公社”式社会；那么，改革就是一场经济浩劫，以改革、开放为名，造成的是国有财产转化为官僚家族私有财产，造成的是不可逆转的、巨大的贫富差距，造成环境和道德的摧毁。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无论是毛泽东的文革，还是邓小平的改革，都是政治领导人的“顶层设计”，出于他们的权谋、理想、私利，民众的一种情绪和要求，只是他们加以利用的“见证”而已。为了最大化、最有效地操弄文革和改革，毛泽东和邓小平虽然都发动了群众参与其中，却不给群体参与与建构程序的机会，所有的程序都由毛或邓的语录、讲话演化出来，变成红卫兵胡来的依据，变成“太子党”贪腐的机会。
表面上看，邓小平的改革是对毛泽东文革的否定，实质是一种特权复辟。对老百姓而言真实的贫富差距，比贫困的公平社会，还要实在得多。但就历史的祸害而言，邓小平的
改革比毛泽东的文革，未必更容易修复。何况，改革至今仍是中国最流行的“政治正确”。
在文革祸害未被清理，改革祸害未被认识的情况下，习近平的反贪登场了。习近平毕竟披上黄袍没多久，他未来的政治行为还难以预测，的确具有较大的可塑性。现在我们能作评判的，主要是他上台后的反贪动作。
没有任何疑问，习近平的反贪合乎民意，他胆敢动到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头上，又持续不断地抓各级贪官，显示他的反贪是有些动真格。
不过，如果比较毛泽东的文革、邓小平的改革，邓小平触动的层级还远远不够，毛泽东可以逼死国家主席刘少奇，废了总司令朱德，赶跑党章载明的接班人林彪，打到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邓小平赶下了毛泽东的传人华国锋，废了两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
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的立威要达到毛泽东、邓小平的程度，光是拿下周永康、徐才厚和一些小老虎还不够。大家都明白，中共腐败的根源，不在地方，而在中央，尤其在最顶层的政治局常委会。邓小平去世后，如果说对地方上、中央部委级别官僚“监督不力”，那么，政治局常委级别，就完全没有监督。现在看看，有几个当过政治局常委的家族不是富可敌国？
所以习近平要立威，反贪抓人不会止于周永康、徐才厚。
即使他现在只想适可而止，未来的情势演化可能由不得他。然而，毛泽东的文革没有进行到底，邓小平的改革没有进行到底，习近平的反贪又能进行到底吗？不用犹豫：一样不可能进行到底。除非，未来习近平重塑政治体制。其原因，还不仅在腐败是中共官僚成为官僚的唯一理由，不在于腐败已腐及所有层级、所有领域，而在习近平的反腐败，缺乏程序正义，没有法治作为基本依托，所以不可能持续长久。
中共18大后，不少商人、官员神秘失踪，虽然有些人几个月后显示涉及贪腐被抓，但这种恐怖做法，那有政治文明的影子？分明是黑社会的行为！
反贪腐由中纪委这个莫名其妙的党内机构来操办，本身就是对法治的一种背叛。未经法定程序，由几个权力无边的纪委委员，就将商人、官员控制起来，很久之后又命令公检法完成所谓法定过程，和毛泽东的文革式打倒特权阶层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更阴险、更黑暗。
事实上，不少反腐败案例，是内部派系勾心斗角、争夺利益的结果，是一种互相构陷、是一种落井下石。说是恶官抓贪官，贪官抓贪官并不过分。腐败的机制没有改变，法治的系统没有建立，如果反贪进行到底，就必然是“朝中无官”，而坚持“一党领导”的习总书记，就会成为光杆书记。所以没有理由可以想象反贪能成功。
当然，民众永远喜欢看热闹。每抓一个贪官，就可以解
一部分人的气，也可使更多人一窥官场的丑陋。只是，中共领导人要算一算，抓了这么多贪官，是显示你对一党独大的自信，还是反映一党独大腐败严重？答案大家都知道。大家需要明白的是：这是历史的遗产，是毛泽东、邓小平路线的继续，是专制制度与民粹再次奇特地相结合，也同样是一种无疾而终的运动――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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