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解放与民族性格的熔铸
篇一: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
摘 要：孙犁的小说以其独特的艺术特质，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中，通过塑造性格复杂的人物，抓住人物性格的闪光点以及展示民族风土人情来深刻地提示中华民族在危难时期的生活的情绪，蕴含着丰富、细腻、复杂的民族心理、民族精神和民族生活，展现了时代精神， 达到了个性解放与民族性格的完美统一。
关键词：孙犁 民族 时代精神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YBB332），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编号：11C1154
“每一个历史变革的时期，总会产生它自己的忠实热情的歌者。”[1]比如抗日战争，梁斌的《红旗谱》《播火记》和《战寇图》以波澜壮阔的乡村战场和烽烟滚滚的连续性画面记载这段历史，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以惊险紧张的战斗和曲折有致的故事来描绘史实;对于土改，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生动地描写了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与封建地主阶级及反革命武装进行了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来反映了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地区的土地革命运动。孙犁却以他独特的艺术特质，以《白洋淀纪事》《风云初纪》和《村歌》等创造出风格迥异的抗战小说和土改小说，深刻地揭示了中华民族在危难时期的生活和情绪。这种“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和特定身份蕴含着丰富、细腻、复杂的民族心理、民族精神和民族生活”，[2]既具体表现为人物的命运和生活道路的展示，更展现了个性解放与民族性格相熔铸的时代精神。
一、撷取性格复杂的人物来反映时代气质
在孙犁小说中，作家深刻地认识到民族的命运决定着每一个人的命运，这是一束束再强烈不过的时代聚光，它蕴积着民族命运的转机，民族命运的转机又牵制和决定着每个人的命运。因此，他塑造了许多有血有肉、生动形象的人物形象。
这些人物形象中的一类人，如《荷花淀》《“藏”》等，他们热情、积极、识大体、顾大局，“就是抗日战争前的安宁生活与抗日战争中急风幕雨式的动荡生活交界处的产儿”，[3]抗日战争所引起的人们性格的社会质变比任何时候都剧烈、明显、深沉。
另一类人，则是新旧生活的两种力进行拔河赛，两种社会力量竞相争夺的交替点上出现的边缘人物，最有代表性的是《铁木前传》里的小满儿。十九岁的小满儿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她热爱生活、向往爱情，像一朵俏丽的鲜花盼望着投意的蜜蜂来采蜜。她对游手好闲、娇生惯养的六儿所以能气味相投，一方面有消极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有反抗包办婚姻、追求自由恋爱的积极因素。她是民族性格中的混血儿，作家撷取这样性格复杂的人物来反映时代气质，表现民族性格的质变，有着相当深刻的命意。抗日战争崭新的生活与贪图舒服、放任懒散的旧生活恰好为她铺下了十字路口，她站立在这个十字路口的交叉点上，观望、品评和体味着新生活的好处和旧生活的“长处”，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各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上站立着的人物”。抗日战争的浪涛冲刷着每个人，也选择着每个人，作家清醒的现实主义笔触并没有把时代气质和民族内容简单化，通过小满儿这样的形象，又反映出了同一民族内不同阶级、不同意识的互相浸润和互相牵拉，从而写出了民族内容的厚度和深度。
二、抓住人物心灵深处的闪光来扩大社会意义
孙犁善于从人们容易忽略的平凡事物中看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东西。捕捉每一种事物中最打动人的一瞬间，“把每一个生活的闪光和率真的感受，放在自己的灵魂里，经过一番孕育，然后带着浓重的抒情笔调，明确地表现出来”。[4]把敏锐的感受和深刻的感情结合在一起，既能触觉到生活的每一个微波，又能高瞻远瞩地抓住每一个细小的事物和人物心灵深处思想变化的闪光，放在特定的环境中去照射，扩大了主题的社会意义，同时也丰富了人物的性格。 《铁木前传》是在毛主席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这个报告后写的。虽然还没来得及全面地揭示农村阶级关系那种深刻的新变化，但已大胆地开始在文艺作品中触及农村必然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在这里作者所描写的确实不过是些日常生活，但是它通过阶级
友谊的破裂，父子不睦，没有出土就夭折了的爱情，形象地展示了广大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和生活的动向。
孙犁忠实地描绘了两个老朋友悲剧性的结局。在这一悲剧中，又交织着由此而引起的青年一代生活的波澜，写得那样入情入理，既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也符合生活发展的逻辑。黎老东、傅老刚阶级友谊的破裂，绝不是单纯的个人之间的离合，而是一个带着普遍意义的严峻的社会现实，它展示了在农村欣欣向荣的背后，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这场斗争在不同阶级之间，而且在一个阶级内部，甚至一个家庭中间、患难的朋友之间，都在激烈地进行着。在农村进行一次深入、广泛的社会主义改造，已是十分必要和不可避免的了。当然，这场斗争的前途是光明的，因为资本主义不得人心，社会主义必然取得胜利。你看，当傅老刚把车子从黎老东家推到街上的时候，他并不孤立无援，恰恰是黎老东的“叛子”、青年团员四儿把傅老刚拉进青年团办公室的大院，在青年人为他点燃的新的友谊的火焰中，得到了新的幸福和温暖，迈进了社会主义的新天地。
可以看到，尽管孙犁的作品中没有更多的出生入死的热烈场面和英雄传奇式的故事，而在每一行笔运墨中都熔铸着火热的斗争，传达出了时代的心声，以此来映现出时代给民族命运投下的光泽。这正是孙犁在题材处理上的特点和风格。
三、展现民族风土人情来映现时代色彩
民族内容中除了民族心理、民族精神和民族品质以外，为这些内在的东西添彩的还要靠大量可感可具的、色彩斑斓的民族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孙犁的办法是画风俗画。翻开孙犁的小说有一股浓郁的苇子香、秀美的淀水香、淡雅的荷花香迎面扑来。从浩渺的烟波里，荡出一只只唱着渔歌的小船，岸边的阳光下，姑娘们油饰船只，结织渔网，小伙子们背着他们最心爱的形影不离的枪支出没在芦苇荡里，“等候着进犯的敌人”。多少个贴着冀中红窗花的窗户上，闪现着姑嫂学文化的身影、嬉戏着的母子和一双双偷偷向远处眺望的热烈的眼睛。平原的地道里，一场新的战斗正在布置，在他们倾听外面密集的枪声中，突然增添了一种婴儿可爱的哭声：地道里，一个民族的后代在战斗中诞生了，取名叫“藏”。枪声过后，家家的织布机又开始挺拍震响，刚刚撑着冰床子送走丈夫的媳妇又嗡嗡地摆起了纺车„„ 另一组风俗画是，俊俏、热情、泼辣的双眉刚刚排戏回来，又去组织“东头说媒的大顺义”“西头好抹牌的小黄梨”成立互助组，村口有一个通红的铁匠炉正在喷吐火，锤欢人笑，那是九儿和四儿一帮青年团员在向往新生活的共同信念里锤打农具，也在锤打爱情„„
这是民族的风土人情，更是时代的透彻映现，孙犁没有忘记风土人情与时代的血缘。地方色彩很要紧，但更要紧的是时代色彩，在“风土人情”中，人情是风土的灵魂，是“鼓荡着的生命”，孙犁笔下一大串性格不同的人物：春儿，俗儿、吴召儿、香菊、秀梅、芒种、小满儿、黎老东、傅老刚„„这些温柔的、淘气的、仗义的、放荡的性格之间，靠什么来系结呢？就是靠民族的父子情、男女情、邻里情。一句话，靠经过时代掂量过了的人民大众的人情人性作为纽带，作家牢牢地抓住了这条纽带，并把它编织成每一幅风俗画的底色，不外露而脉脉含情，不匠气而潜心，构成了孙犁风俗画的基本经纬，由于作家很清醒这种“情”是民族的，更是时代的，因而由这种情编织而成的风俗画，在抗日战争和土改合作化的风云漫卷之中显得分外强烈动人。
“小说既是现实的反映，当即反映时代的风貌。所谓时代风貌，并非只是一个时代，广大人民的生活样式，而主要是他们的思想感情的样式。也并不是说，每一个时代的作家，对他所处的时代，都能作等同的表现。”[1]孙犁在农村生活了近四十年，他对生活执著的爱和不停顿的钻探，使他的小说深深扎根于民族土壤里，充满了民族的现实性和人民性。“小说的反映时代，这是很自然的事，作家应是主动的，自觉的，没有任何游离的。”孙犁笔下的人物大多是社会底层的平凡人、普通人，这些形象集中表现了民族的希求，即不仅渴望民族解放，而且渴望建设美满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他们使我们从几千年的封建藩篱的禁锢，到登上
论毛泽东的人学思想
篇二: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
人学思想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心问题，就是解决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解决人的存在发展、自由解放的问题。毛泽东的人学思想包括关于人的本质、价值、特性，人的自由解放和人性、人权、人道主义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它表现在《实践论》、《矛盾论》、《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人的基本特征及其他》、《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等著作之中。 一、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和人的特性 所谓人的本质就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性质，是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原因和根据。人作为自然界的一种最高存在物，必然和自然界中的其他动物一样具有某种共同的自然属性，但人之所以和自然界的其他动物不同，就在于人具有特殊的社会属性，这种特殊的属性就是人的社会本质。人的社会本质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 第一，以制造和使用工具为特征的物质生产劳动，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根本标志。马克思曾经说过：“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即劳动是人的本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恩格斯指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人则改变自然界使之为自己服务，“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要劳动，人就要制造和使用工具；同时，人与人之间必须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否则生产劳动便不可能进行。正是根据马恩的思想，毛泽东指出：人和动物“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 第二，人的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即具有“自觉能动性”，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又一特点。马克思说：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恩格斯也指出：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凭激情或经过思虑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正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7页。） 第三，人的社会性即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人的本质最集中的表现。人总是和一定的社会关系内在联系着的，并且存在于和活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因而具有社会性。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人们赖以存在并活动于其中的社会关系总体。正是这种社会关系总体规定着个人、社会集团、阶级的特殊本质。所以，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具体的社会关系即人的社会性是人们互相区别的根本标准，是人的本质的集中表现。毛泽东坚持和发挥了这个观点，指出：“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一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人是动物，不是植物、矿物，这是无疑的、无问题的。”（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3页。） 人的本质的上述方面或层次是相互联系的。物质生产劳动是基础；自觉能动性是物质生产劳动所派生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最深刻的、最根本的本质，它支配和贯穿于其他方面的本质之中。前两个方面或层次是人所共有的，它们只能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只能是人区别于动物的规定性，而不可能是人们之间相互区别的规定性。所以社会性是人的根本的社会本质，是人的根本特性。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社会性主要表现为阶级性。只有把人置于以特定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特定的社会关系之总和中，并对他们所处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进行综合的观察和分析，才能把人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才能真正把握现实的人，才能深刻地揭示人的本质。 人的本质又是具体的历史的，不是抽象不变的。这是因为作为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是具体的。在社会历史长河中各个不同阶段里，由于社会生产发展的状况不同，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也就不同，因而人的社会本质也就不相同。因此
毛泽东要求我们不能“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页。）。 与人的本质密切联系的是人的价值问题。人的本质决定人的价值，而人的价值及其实现又体现着人的本质。只有正确理解人的本质，才能正确了解人的价值。而正确把握人的价值，又有助于更加具体而深刻地理解人的本质。 价值是指客体满足主体之需要的作用和意义。价值必须在主体需要和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相互关系中得到确定和表现。人的价值是一切价值形态中最有价值的价值。所以毛泽东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2页。） 由人的本质即社会性所决定，个人必然要与集体、社会发生相互关系，因此人的价值可分为社会价值和个人自我价值两个方面。人的社会价值指个人对集体、社会所尽的责任和义务，为集体、社会所作的贡献；个人自我价值指社会满足个人（或群体）生存发展的需要的情况，即每个人的权利和地位问题。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是有机联系、辩证统一的，但在两个方面之中，社会价值是主要的、主导的方面。因此，每个个人都应该把对集体、社会的贡献摆在首位，同时，集体、社会又要适当满足个人正当的合理的需要。如何看待和评价社会价值和个人自我价值的关系，体现出不同的人的价值观来。 青年毛泽东的价值观是个人价值至上的价值观。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写道：“离群索居诚哉不堪，然社会为个人而设，非个人为社会而设也。”（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46页。）他十分强调“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152页。）。可见他的价值观虽然是唯心的，但同反对封建专制、追求个性解放联系在一起，具有进步作用。在他世界观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特别重视人的社会价值。他提倡集体主义，提倡以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强调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结合，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要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利益。共产党员要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强调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但晚年有过分强调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原则的倾向。 与人的本质和价值密切联系的是人的特性。人的本质和价值规定和制约着人的特性，而人的特性则是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具体地表现出人的本质和价值来，其中最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性和个性、群体性和个体性的统一。 人在物质生产劳动中从自然界分离出来，并结成一定的相互关系，从而形成了社会。人总是生存于和活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并通过各种社会形式、各种社会构成单位，参与社会活动，了解社会生活。社会既然是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现实基础，就必然从多方面规定和影响着人的存在和发展，因此人本质上是社会存在物、是社会的人，因而具有社会性。然而，现实的人所生活和活动于其中的经济地位、周围环境、所受的教育、所经历的人生道路等等，都是各不相同的，这就决定每个人必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个性。离开人的个性观察人，也是不能真正了解现实的具体的人的。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由于经济关系、需要、利益、目标和理想等相一致，便以此为纽带而紧密联系和组成联合体、群体。任何现实的人总是一定群体中的成员。任何群体都是由一定数量的个体组成的，并且都受个体的状况和作用的影响。因此，群体和个体是辩证统一的。现实的人总是群体性和个体性的辩证统一。 毛泽东在谈到群体性和个体性问题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党性和个性问题时指出：“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9页。）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对此更有所发挥。他说：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发展个性，其实这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正是要解除这些束缚，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他指出：“说共产党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的意见不是正确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是摧残个性的，使中国人民不能发展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的身体也不能发展，精神也不能发展，都受到了摧残。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要求独立！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做，经济上要这样做，文化上也要这样做。 第二，实践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人之所以成为人并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要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是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性形成发展的基础。可见实践性是人所固有的，是和社会性内在联系着的。实践性是人的社会本质的体现和对象化，是人的一种客观规定性。实践是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因此，实践性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基本内容，但主体性不仅包括实践性，而且还包括人的能动性和自我调控性等内容。实践性和主体性是辩证的统一。离开实践性去了解主体性，就会把主体性抽象化；离开了主体性去了解实践性，就会把实践庸俗化。所以毛泽东在讲实践性时总是把它同知识、情感、意志等主体因素联系在一起的，讲主体性时又同实践性联系在一起。 第三，能动性和受制性的统一。 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的，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表现。但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发挥是要受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制约的。只有尊重客观条件，符合客观规律，自觉能动性才能得到正确的有效的发挥，才能在实践中获得成功。反之，不顾客观条件，违背客观规律行事，就要受到惩罚，就会在实践中失败。因此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必须把能动性和受制性辩证统一起来。 第四，自觉性与自发性的统一。 人在实践中具有正确认识世界的能力和可能性，以及运用这种认识去指导行动的可能性。一旦这种能力和可能性得到体现和变为现实，就确认了人的自觉性。但人们不能穷尽一切事物和它的规律，因此人的行动又往往带有自发性、盲目性。因而，人的行动是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统一。 二、人的自由和人的解放 人类的生存发展过程以及人们创造历史的过程就是争取人的自由和人的解放，提高人的价值的过程。 自由的含义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层次的复杂的。自由既有哲学含义，又是一个政治历史范畴。自由首先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是劳动的产物。人类从自然界分化出来后其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同整个世界（包括社会）的关系问题。在自然界、社会的客观规律面前，人能不能达到自己改造世界的目的，这就是所谓自由问题。人类从自然界分化出来的过程，是同人类劳动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分不开的。因此，自由首先是劳动的产物，并随着人类物质生产劳动的发展而发展。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不能不从事物质生产劳动，把“外在的必然”转化为“为我的必然”，从而获得自由。恩格斯说：“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5页。）所以，自由不是认识活动和改造活动本身，而是人们认识必然性和利用必然性为自己服务的那种能力，是人在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自觉、自为、自主的状态。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论述了自由的一般含义（哲学含义），而且阐明了“哲学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联系和区别，指出所谓政治自由不过是整个人类一般自由的一个方面、一种特殊形态，它涉及的是人和人的关系，与制度、法制、纪律相对待，也是以必然性为前提的，依赖于对社会政治生活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利用，政治自由有其阶级性，各阶级都为自己的政治自由而斗争。 毛泽东的贡献首先是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自由的含义从认识论上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他说：“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5页。）“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经过反复的实践，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认识了必然性。“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3页。）在谈到人的自觉能动性在战争中表现为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时，他说：“这里说的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
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7页。）可见他是把自由看作是主动性的表现，不自由是被动性地位的表现。灵活性是说明指挥员审时度势而采取及时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不仅如此，毛泽东还阐明了政治自由的具体性、相对性和阶级性，以及政治自由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意义。毛泽东指出：“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1页。）民主和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民主要受到集中的制约，自由要受到纪律的制约。他强调民主革命时期，争取民主自由既是实现革命胜利的必要手段和条件，也是革命的基本内容和所要达到的目的；社会主义时期，人民的国家要采取措施，切实保障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得以实现。 其次是毛泽东指明了人们从必然达到自由的诸多条件。条件之一是，要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他说：“人们为了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9页。）条件之二是，不断消除错误和盲目的必然性。毛泽东认为，在认识过程中，当人们还没有认识客观必然性，处于盲目状态时，总是要犯错误的。只有不断消除错误和盲目性，人们才能逐步获得自由。条件之三是，主体必须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主体认识能力的提高，是获得自由必不可少的条件。条件之四是，必须不断创造和改进“认识工具”，人是制造工具以从事生产劳动的动物。人要在实践中获得自由，就必须不断地创造和改进自己的生产工具，这种生产工具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认识工具。毛泽东说：“认识工具”这个概念有点道理，在“认识工具”这个概念中还要包括镢头、机器等等。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用镢头、机器等改造世界，我们的认识就逐渐深入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望远镜是人的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这就是说，人们变革环境，改造世界，获得自由不能不使用工具，而改造世界的工具就是认识世界的工具。认识工具的创造和改进大大提高了人的认识能力，不断扩展着人们认识的广度和深度。认识工具是人类认识水平的尺度，它凝结着人类的集体智慧，是认识的社会性和能动性的集中表现。 再次是从历史观、认识论上阐明了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化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本来是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不同社会状态的本质的范畴。“必然王国”是指人被物化的社会关系所支配的社会状态，“自由王国”则是指人支配自己的社会关系即人支配物的社会状态。马恩借助这对范畴正确地阐明了自然领域的自由和社会领域的自由的联系和区别，从而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历史领域自由的实质。所谓“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就是从一种社会状态向另一种全新的、合理的社会状态过渡，即由人受历史必然性统治状态向人支配历史必然性的状态过渡，由人受社会关系支配状态向人支配社会关系状态过渡，即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这个过渡的关键是要有以剩余劳动为基础的“自由时间”的出现。因为人类的自由王国是依靠“自由时间”建筑起来的。有了“自由时间”，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才有活动的自主权、主动权，才有人类能力的发展，才有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必须有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即必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人类社会走向自由王国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恩的这一思想。他指出：独立性、个性、自由是一个意义的东西，这是财产所有权的产物。中国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有财产所有权，他们使大批的人破产，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破产，财产集中在他们手里，他们自己有独立性、
个性、自由，而广大人民丧失了财产所有权，也就没有独立性、个性、自由。因此要恢复他们的独立性、个性、自由，就要进行革命斗争，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大力发展生产力。不仅如此，毛泽东认为，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人们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历史并没有完结。他从历史观和认识论的高度对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引申和扩展。他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5页。）由必然向自由转化的无限性，要求我们坚持自由与必然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每一个人、每一代人只能根据一定的历史条件来认识必然，改造世界，争取一定限度的自由，而不可能达到绝对的自由。另一方面，必然向自由的转化是一个世世代代无穷无尽的连续发展过程。任何一个人、一代人取得的自由都是整个人类自由链条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它既是前人自由的直接继承和必然发展，又是后人将要取得自由的必要准备和新的起点。因此，人类要不断地获得和保持自由，就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毛泽东晚年在哲学自由问题上，有忽视客观规律，夸大意志作用的唯心主义倾向；在政治自由问题上，他把民主自由仅仅看作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没有从法制上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把争民主、争自由一律看作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阶级斗争的表现而加以批判。 人从自然和社会的盲目必然性的支配下解放出来，获得驾驶和利用客观规律的自由，就意味着人的解放。解放和自由是同等程度的概念。人的解放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指从自然力和社会关系的束缚中获得解放，得到自由；与此相联系，还包括人的思想解放，即从旧思想、旧观念、旧传统和旧模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使中国人民不仅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成为新社会的主人，而且要使他们从旧社会的旧思想、旧观念、旧传统、旧习惯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他特别提倡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说、敢干。他提出的农业机械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向自然界开战，就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从自然力的束缚下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毛泽东还指出，在人的解放过程中，全人类的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的一致性。他强调，无产阶级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纪律性；身受多重压迫，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它本身没有特殊的阶级私利，它的阶级利益同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完全一致，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解放全人类。 与人的解放相联系的是人的发展问题。人的发展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同社会解放、社会进步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一致的。 马克思在把人类社会发展史划分为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三大社会形态依次发展的同时，相应地指出了人的发展的三大阶段，即“具有原始丰富性的人”、“异化的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三大阶段。他特别强调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9页。）。所谓“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就社会方面来说，就是要使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社会关系的主人，自己本身的主人（掌握自己的命运），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就是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协调一致；就个人方面来说，就是要有充分的“自由时间”来自由全面发展自己的德智体和个性，可以根据社会的需要和个人的兴趣自由地选择职业，使人的自我价值得到充分实现。 毛泽东一向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作为我们长期的奋斗目标。他要求干部“又红又专”、“能文能武”，要求青年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要求全体人民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营造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
论毛泽东的科学个性观
篇三: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
毛泽东的个性观是其人生哲学的有机组成部份，在他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阐述过他的个性思想，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愧为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急需培养大批有个性的理论家、实干家，因此，研究和宣传毛泽东独具特色的无产阶级个性观，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个性”，毛泽东从未直接明确地以定义的形式作过界定。然而，仔细研究毛泽东对人性、人格、自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与个性相关的问题论述时，便不难发现毛泽东的个性观极具深邃、丰富的内涵。且由此可以发现他的个性观是如何伴随着他世界观的形成、变化和发展，而逐渐成熟，并升华到更加完整、更加科学的高度的基本轨迹。 毛泽东的个性观萌发于他早期对人性、人的价值和“自我实现”的研究，转变并形成于他对中国封建专制文化教育的认识和批判之中，成熟于他倾毕生精力领导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富强之路的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中。 一、青年毛泽东对个性解放的呐喊 “五四”前后，时代的大潮把西方文化卷到了人们面前。有识之士面临着文化吸收、选择和创造的机会。青年毛泽东在杨昌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对人的个性解放，对关系到中国命运的大事产生了极大兴趣。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朋友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注：《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毛泽东早期关于人的性质的看法，一方面受到康德人性观点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中国传统的人是气的“聚散”观点的影响，因此，基本上持自然本性和精神本性的二元论观点。他在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写到，我认为：人是肉体与灵魂或精神与物质的结合，“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注：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语》）。人是自然的产物，具有一种自然的本性或自然的冲动，“食欲所以善生存，性欲所以善发达，皆赖于自然之冲动”，“成全其人格之源，即此书所谓自然之冲动”（注：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语》）。但人与动物有本质的区别，即在于“人者，有理性的动物也”，“夫知识则诚可贵矣，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此耳”（注：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所以人应当“文明其精神”，注重精神修养，必须“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行皆期合此理想”，达到一种使“精神之我”扩充为“宇宙一大我”。（注：毛泽东：《讲堂录》）进而，毛泽东又通过研究个人与封建社会的关系引申出了他关于人的价值和个性解放的观点。 关于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毛泽东认为，有生命的个人即自然人先于国民即社会人，个人一旦组成国家社会之后，就必须位于国家社会中方能生存，“国家社会之组织既成，各人位于其中不可离解”（注：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语》）。但是，由于青年毛泽东正处于“五四”前后反传统、反封建、反强权的时代氛围之中，加之他对中国封建专制文化压制人性、蔑视人的价值的现实极端厌恶，认为中国几千年来不是个性多了，而是个性太少。因此，就旧中国个性与群体、个体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而言，他更重视强调个人的价值和人的个性解放。他在《批语》中说：“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有百般之价值„„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注：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语》）。是否尊重个人的价值，有利于个性的解放，理所当然也就成了青年毛泽东衡量国家社会是否合理、有无存在意义的价值尺度。何谓个人价值呢？毛泽东直接了当地指出，个人价值即在于“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最高之谓”（注：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语》）。“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注：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语》），就是为了充分表现自己的崇高人格价值。于是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这就是我提倡的有别于那种只讲满足个人私欲、不顾他人死活的庸俗的狭隘的个人主义的“精神之个人主义”。因此，“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矣。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注：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语》）。在这里毛泽东首次使用“个性”这个概念表达了他反对封建统治、君主专制和资本主义，呼唤个性解放的强烈革命愿望。 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发表《健学会成立及进行》一文，再次使用了“个性”一词，表达了他反
对封建专制的决心。他认为西方“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独到所创获。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性’，和中国的习惯，非死人不加议论，著述不引今人言论，恰成一反比例”（注：毛泽东：《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中国封建社会的所谓“‘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注：毛泽东：《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皇帝当家的时候，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注：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当今社会统治者的“政治、学术、社会，等等，都是不准我们有思想，有组织，有练习的”（注：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这无疑是在扼杀人性，箝制人民的自由和人的个性发展。于是他大声疾呼“著书之时，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未来者，振笔疾书”（注：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语》），“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注：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语》），打碎封建社会强加于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古今真确之学理，伟大之事业，就是由这种被加着狂妄名号的狂人所发明创造的。”（注：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语》）这就是“吾人须以实践至善的义务”。（注：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通过对毛泽东早期个性思想的分析，不难看出，在毛泽东那里，“个性”概念确有其丰富明了的内涵。从心理学方面认识“个性”是他所称道的“几种可爱的特性：艰苦、奋发、勇敢、团结心”（注：毛泽东：《“全自治”与“半自治”》）、理想、意志、情感、性格、能力，也包括强固的体魄和勇气等心理和生理的因素，“是个体身体与精神能力达到最高境界”的特殊表征。（注：参见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语》、《体育之研究》等文）但是毛泽东更注重从哲学伦理学的角度使用“个性”一词，把它看作是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是个人对待自身和社会现实的态度的独特性表现的总和。“个性解放”即人们冲决封建社会专制网罗，争取自由发展、自我实现，完善人格的社会行为过程。 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的青年毛泽东，在当时轰轰烈烈的政治和社会大革命中，从对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反思里引申出一个属于主体自我意识的“个性”问题，呐喊尊重人的价值，解放人的个性，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封建君主专制，这的确是一种难能可贵的革命壮举，也反映了他本身思想的鲜明个性。尽管他当时的思想还不及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的共产主义思想宣传者那样深刻，从思想体系上看还属于激进民主主义的范畴，但是，他一心一意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关心中国人民的命运和前途的爱国主义精神、革命的战斗意志和实际行为，无疑为他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和科学个性观的形成与成熟奠定了思想和实践经验的基础。 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生活中的个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的个体发展的历史”（注：《马恩选集》[m]第4卷，第321页），是由人民群众和他们的“活动家的个性作用所组成”（注：《列宁全集》[m]第1卷，第159页），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事业需要发展人的个性，因为它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注：《马恩全集》[m]第23卷，第649页）。但是“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注：《马恩全集》[m]第3卷，第84页）。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无产阶级成员的个性正是在这样的斗争中得到发展的。建党后，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扬弃了他早期的“精神个人主义”个性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个性观。 首先，毛泽东以铁的事实驳斥了地主资产阶级攻击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讲人的自由民主的责难。他旗帜鲜明地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展人民共同生活中的个性。然而中国的封建专制“箝制人民自由数千年之久，使个性发展丝毫没有”（注：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扼杀人性、限制自由和束缚个性发展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区域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中国解放区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为了“几万万人民的个性解放和个性发展”（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为了“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我们共产党人，
协同广大的中国人民，曾为此而英勇奋斗了二十四年”（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这难道不足以证明共产党人赞成发展人的个性的诚意吗？ 其次，毛泽东深刻地论述了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毛泽东非常肯定人民群众的个性在社会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944年8月毛泽东在修改秦邦宪为《解放日报》起草的社论时，特意增加了解放个性的问题，指出“被束缚的个性如不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注：毛泽东：《致秦邦宪》（1944年8月31日））。个性是人的社会主体性，即个人认识和改造社会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发展状况。只有肯定和重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解放被旧制度束缚的个性，才可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去打破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正因为这样，毛泽东不仅把反对封建专制对个性的压抑和束缚，作为民主革命的任务之一，也把发展人的个性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功的重要条件。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也多次阐述了发展人民群众的个性、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思想，教育全党要把发展人民群众的个性提高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把我国建设成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的社会主义强国的高度上来认识，指出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能发展得更加活泼”（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承认独立性，无疑包含了承认人的个性，发挥人的个性作用的思想。邓小平同志也十分重视发挥人的个性作用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指出：“十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由此，充分发展了毛泽东没有个性解放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科学思想。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十分强调个性解放离不开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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